郑士良：拔剑首义洒热血

■东江时报记者严艺超

　　1982年3月 29日，中国台湾发行了全套只有1枚的邮票，发行量高达400万枚。邮票中的主人公不是别人，正是1900年领导三洲田起义，被认为是孙中山先生 “革命同志第一人”的郑士良。

　　郑士良卒于1901年，年仅38岁。他的死，史学界大多认同清廷派间谍投毒暗杀一说。时隔百年，这桩历史疑案仍未水落石出，但郑士良身后的革命运动，已成燎原之势。且不论郑士良在三洲田起义时的突出功勋，单就他与孙中山精诚无间的莫逆之交，就足以让世人感慨和铭记。

　　与孙中山结为生死之交

　　郑士良，字安臣，号弼臣，1863年出生于惠阳淡水，其祖父、父亲都是盐运使署的稽查，家境殷实。少年时的郑士良极其仰慕战国四君子的结客好义，能纾解国家之难，再加上父辈经常以会党为耳目。因此，郑士良自幼就与会党洪门中人往来。受会党的影响，他从小舞拳弄棒，练就了矫捷雄健的体魄和豪侠仗义的性格。久而久之，既擅文事又娴武技的郑士良成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。1895年，时任日本轮船公司香港分行买办的李纪堂闻孙文之名前往拜谒，他“初以为造反者必属魁形大汉，及见总理与同伴之陈少白、郑弼臣二君皆恂恂儒者，乃大为倾倒”。

　　19岁时，郑士良从崇雅书院毕业后离家到广州求学，入德国教会所设的礼贤学校，毕业后又转入珠江之畔的南华医学堂学习。在这里，郑士良与同学孙中山相遇，并戏剧般地结为至交。关于两人的结识，孙中山曾有一段精彩的描述：“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，其人豪侠尚义，广交游，所结皆江湖之士，同学中无有类之者。予一见则奇之，稍与相习，则与之谈革命，士良一闻而悦服。”

　　相投的志趣性格，反清的共同目标，使两位反清志士一见如故，结为生死之交。一天，郑士良悄悄地向孙中山透露了他的家世，并告诉孙中山，他已加入会党，今后如发动武装起义，他可以负责联络会党，作为主力参战。孙中山闻听大喜，慨然应诺，两人定下了武装反清誓约。这一反清誓约在孙中山早期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后来，孙中山领导的两次兴中会武装起义，实际上都是以郑士良联络的会党为主力而发动的。

　　1888年，孙中山离开南华医学堂，不久后，郑士良也辍学返回淡水，联合会党宣传社会变革，被推为三合会首领。1895年1月，郑士良前住香港，参加孙中山组建的兴中会，并成为香港兴中会负责人之一。在香港期间，郑士良继续向孙中山讲解中国秘密社会的内容等，告知孙中山会党是武装反清惟一可以依靠的力量。孙中山在郑士良影响下，逐渐开始意识到要武装反清，非与会党为伍不可。郑士良对孙中山的作用，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的那样：“予由革命谈论时代进入实行时代的动机，则受郑君所赐者甚多也。”

　　三洲田拔剑首义大败清军

　　1895年4月，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计划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，邀郑士良从日本回国参与组织指挥和负责联系广州、花县、英德等地会党。又命令所有惠、潮、嘉各属会党及绿林首领诸人俱受郑士良节制。各地洪门会党也积极响应，预备在重阳节参加举义。但在组织发动过程中，因运送枪械不慎泄露了机密，起义指挥者之一陆皓东被捕牺牲，起义宣告流产。为此，孙中山领着陈少白、郑士良等离开广州，避难香港。

　　1900年，当北方义和团运动全面展开，八国联军武装入侵之时，孙中山认为武装起义的机会又来了，决定由郑士良率领邓子瑜等志士赴惠州，在惠州三洲田大寨发动起义，郑士良负责指挥，杨衢云、陈少白在香港办理饷械，史坚如在广州组织响应，孙中山本人到台湾设法接济。起义日期定于光绪庚子年（1900）闰八月十五。三洲田大寨位于惠州归善县与新安县（今深圳宝安县）交界，“山深林密，路径迂回，南抵新安，紧逼九龙租界，西北与东莞县接壤，北通府县二城，均可窜出东江，直达省会，东南与海丰毗连”（据《宫中档》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四的德寿奏折），毫无疑问是理想的起义地点。

　　光绪庚子年闰八月初，会党志士起义消息泄露，八月初十清军突至，遂提前于八月十三举事。起义军旗帜上书写 “大秦国”、“日月”等字样，会党志士头缠红巾，身穿白布镶红号褂。起义军以郑士良为总指挥，夜袭新安（宝安）沙湾，清军溃逃，旋即乘胜向前推进，直逼新安县城深圳，各乡会党纷纷来投，队伍发展到2万余人。紧接着，起义志士由横岗进占龙岗，直趋镇隆，先后大败清军于佛子坳、永湖，转而谋攻惠州府城。

　　时广东陆路提督邓万林驻惠州府城，听到消息后张皇失措，惠州知府沈传义、归善知县郑业崇尤为惶恐。他们立命将城门全部关闭，堆置沙包和加上板闸，并急电广州请派兵支援。两广总督德寿闻惠州危急，调水师提督何长清及防务统兵官莫善积率所部集中惠州，又特派前驻惠州陆路提督刘邦盛到惠州募兵，围剿起义军。因当时起义志士多用无烟新枪，锐不可当。经一番激战，清军大败，归善县丞杜凤梧、补用都司严宝泰等被擒。光绪庚子年闰八月二十四，会党志士约2000人由永湖出发，击退清军大队，陆路提督邓万林中弹坠马窜逸，俘清军数百人。

　　光绪庚子年闰八月二十五，会党志士进攻河源县城，不克。次日，转往崩岗墟，扎营于雷公岭，因弹药不继，谋出东江，为清军所阻，乃折而东走，转攻多祝。当时清军有一哨兵力守多祝，幸好有内应。当起义军进攻时，内应打开西边闸门迎接起义军，使清兵腹背受敌，至天亮时被起义军全歼。

　　可称革命者首推惠州起义

　　正当起义军与清军拉锯战的关键时刻，日本新任首相伊藤博文禁止日本驻台湾总督帮助中国党人，物资弹药供应中断，无法继续战斗下去，孙中山依靠日本人力量反清的计划彻底落空。为此，孙中山审时度势，乃派日本志士山田良政传信郑士良，令其自决行止。郑士良在外无援军、内乏弹药的情况下，被迫解散队伍，仅率少数骨干先后避往香港。

　　1901年3月，因惠州起义失败而寓居日本横滨的孙中山接受了纽约《展望》周刊记者林奇（GeorgeLynch）的专访，在谈到三洲田起义经过时，孙中山不无自豪地说：“战斗仅仅持续了20天，从不到600人开始，这些人只有300支来福枪（又称“来复枪”），每支枪30发子弹。10天之内，他们从清军手中夺取了1000支来福枪。到20天结束时，他们的人数也由600增加2万……起义者一共只牺牲了5人，而清军有500人被击毙，100人被俘。他们严禁任何劫掠和纵火行为，人民很快转而拥护他们。”此外，黄兴对三洲田起义的评价更高：“堂堂正正可称为革命者，首推庚子惠州之役。”

　　让孙中山引以为豪的郑士良却意外地不能继续协助孙中山革命了。1901年7月，郑士良奉孙中山之命由日本返香港执行任务，与同志陈和等饮宴于琼林酒楼，宴毕后竟然暴毙，时人皆认为是清吏使下落毒食品中，郑士良不知其诈而中毒身亡。郑士良死后葬于香港薄扶林道基督教坟场，为避清廷鹰犬破坏，碑文署名郑弼臣。

　　民国成立后，孙中山追念郑士良功勋，从优抚恤其家属，其中保送其长子郑松云赴英国留学。对于郑士良的历史评价，《清史》所述颇为中肯：“兴中会为革命草创时期，风气未开，时能知民族大义而为之死者，大多洪门中人。故广州、惠州二次起义，皆以会党毕事，而主之者，郑士良也。士良初与孙文交，即愿以会党从，其后卒践之，亦卒以此慑清吏。盖广东多会党，士良能左右之。士良不去，清吏一日不安。是则士良之暴卒，岂无因哉。”

　　1911年12月17日，时人冯绪承在《追挽郑弼臣》中称：“君真大汉万世师，不顾身心，拔剑首倡流热血；我亦中华一分子，无甚面目，填词空挽吊英魂。”1983年，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《侠骨忠魂——— 郑士良传》。